家电下乡问题
<p>【背景链接】</p><p>2007年12月开始，山东、河南、四川3省进行了财政补贴家电下乡产品试点工作，对3省农民购买彩电、电冰箱（含冰柜）、手机3类产品，比照出口退税率，给予销售价格13%的财政补贴，以达到拉动农村消费，帮助农民改善生活质量，减少贸易顺差、促进家电行业健康发展的目标。2009年2月1日起，家电下乡覆盖全国。</p>
<p>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信部2010年6月30日公布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节能汽车第一批推广目录综合工况油耗比现行国家油耗标准低20％左右，符合条件的节能汽车，国家财政给予每辆3000元人民币的补贴。由生产企业在销售时兑付给购买者。</p>
<p>【标准表述】</p>
<p><strong>[积极意义]</strong></p>
<p>一是有利于拉动国内消费。推广家电下乡，能够直接提高农民消费能力，在更大范围内调动农民购买的积极性，真正把内需特别是农村消费启动起来。推出节能汽车补贴政策能够一定程度上繁荣国内汽车市场，拉动内需。 </p>
<p>二是有利于改善民生。推广家电下乡，能够让更多的农民用上性价比高、服务有保障的名牌家电产品，尽早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特别是在农村普及彩电和手机，可以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这是贯彻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具体体现。节能汽车的推广也可以给广大购车群众带来生活上的便利，极大地改善一部分群众的出行条件。</p>
<p>三是有利于落实节能减排。家电下乡在产品标准中特别强调了节能，使家电下乡产品成为家电节能减排的先导和示范。从消费者角度考虑，这也有利于减少农民家电使用成本、减轻农民经济负担。节能汽车补贴政策更是国家运用政策落实节能减排的目标，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效措施。</p>
<p><strong>[现实问题]</strong></p>
<p>第一，中消协表示，家电下乡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价格并不低、可选品种少、领取补贴难、维修网点远、配件价格贵、服务人员素质低 ”六大缺陷。更有顺口溜形象地指出农民的四怕“怕产品质量不过关、怕价格虚高不实惠、怕售后服务无保证、怕手续繁杂领钱难”。同时，经销商利润过低、渠道混乱 非下乡品牌更好卖、农村消费观念不接受、基础设施不完善影响农民消费等问题也影响了家电下乡政策的有效落实。</p>
<p>第二，节能汽车补贴政策在执行层面不足，经销商将补贴政策与厂商优惠混为一谈，把节能补贴当优惠价；补贴仅凭企业自我申报，没有他人去核实，容易引发虚报作假情况；节能车是否符合补贴的规定尚没有真正公立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认定和审核。</p>
<p><strong>[解决措施]</strong></p>
<p>一方面，对于家电下乡，扩大了承担家电下乡任务的企业范围；招标时取消了对生产企业生产规模的限制，降低了对流通企业销售额的要求，给优秀的中小企业创造发展壮大的空间；突出了企业承担家电下乡任务的具体措施，增加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配送及售后服务等要求；商务部、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按照相关规定，对家电下乡产品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进行严格考核；严打以下乡为名销售旧家电；严打骗取家电下乡补贴的行为。</p>
<p>另一方面，对于节能汽车补贴，加强对补贴环节的监管，对不及时兑付补贴、冒领补贴以及变相涨价等行为给予处罚，采取“购置税”减免方式，在购车环节将补贴直接下发给消费者，减少操作环节和不良商家的操作空间。加强节能汽车补贴的推广宣传工作，提高广大消费者对于这项政策的熟悉度，加强群众对违法违规行为的辨别力。厂家也应加大经销商的管理力度。</p>
儿童入园难问题
<p><strong>【背景链接】</strong></p><p>“上大学难，上幼儿园也难”。随着适龄儿童学前教育人数的增多，加之费用略低和教学质量等优势，公立幼儿园成了家长心中的香饽饽。近期，长春市区的长春幼儿园、欢欢幼儿园、开发幼儿园和教师幼儿园等数家公立幼儿园开始了新学期新生招生。招生名额仅有130个，却有五百多名孩子家长排队抽号参与角逐。于是，一场围绕这张让孩子有机会入托的“号”的明争暗斗，在家长中上演。资源的稀缺，也带来收费的昂贵。记者调查发现，虽然一些公办幼儿园表面上收费不高，但却以家长“自愿”形式收取所谓“赞助费”、各种名目的学费等。以天津为例，当地的几家公办幼儿园，仅保育费一项基本都在1200元以上。市立某幼儿园每月保育费1500元，饭费260元，共1760元。而在民办的北京朝阳区培基双语幼儿园，一位老师向记者列举了不住宿的收费明细表：日托费5500元/月；餐费为400元/月；班车费600元/月……平均每月费用达到7000元左右，而这些收费还不包括各种兴趣特长课的费用。</p>
<p><strong>【原因】</strong></p>
<p>1．“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公办园和社会力量办园比例不当，教育投入比例过低，这反映出有关部门对学前教育的定位存在问题。</p>
<p>2．学前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和公益性被忽视，相关部门过于强调非义务性。类似“社会为主、公办示范”的办园思路，将举办学前教育的主要责任推向社会力量和市场，由此导致政府投入严重不足。</p>
<p>3．不均衡住宅多了幼儿园少了。由于学前教育涉及教育、财政、规划、建设等多个部门，各部门间缺乏有效协调机制，致使一些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难以解决。如城市新建居住区配套幼儿园的布局不均衡。天津市南开老城厢地区被拆迁后新建了大量住宅项目，人口密度大，多达十几万人，但幼儿园却从过去的5所减少为2所。在北京和石家庄不少新建居住区都存在这种情况。</p>
<p><strong>【对策】</strong></p>
<p>1．提高投入增加园数，公办民办并举破解入园难。学前教育是终身教育的开端，是基础教育的基础，是国家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推动全国城乡学前教育普遍发展，公办民办并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入园难”问题已是当务之急。</p>
<p>2．形成多元化办学格局。应当将学前教育纳入公共教育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形成以政府办园为主体、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格局。</p>
<p>3．加大学前教育经费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提高投入比例，增加公办幼儿园，以满足城乡居民子女的“入园”需求。为补齐学前教育这块“短板”，一些地方已积极行动起来</p>
如何打破“土地腐败”的魔咒问题
<p>辽宁抚顺出了个罗亚平。这个曾任抚顺市国土资源局顺城分局局长的“超级贪”，涉案金额超过了震惊中外的“沈阳慕马大案”，被称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三最”女贪官。</p><p>所谓时势造就人物，无论英雄或是罪魁，他们身上总是烙有时代的印记。透过罗亚平这个“奇人”的特质，辨析其背后的行事逻辑和环境背景，审视观念的迷失和管理的漏洞，是我们防范类似案件重演的重要环节。</p>
<p>罗亚平曾经狂妄地说：“是我弄来的钱给你们开支的，你们都是我养活的，没有我赚来的钱，你们只能喝西北风。”——她的狂妄是基于城市“土地财政”这一不争的事实。当“卖地”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甚至占到财政收入一半以上，以“管理权限即私权力”的思维，地方国土资源局局长岗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土地爷爷”、“土地奶奶”。</p>
<p>罗亚平曾经敢于以土地管理领导的身份与被拆迁户当街相骂，与“钉子户”“硬碰硬”——她的彪悍来自某些地方领导对强制拆迁的默许和支持。自“拆迁”一词诞生以来，有多少土地在开发之前经历过惊心动魄的拆迁之战，有又多少被拆迁户以命相抵，拼死维护自己的利益？倘若公权力不压制，何来“拆迁自焚”一类的以死相拼？在“限期拆迁”一类的公告之下，罗亚平的“硬碰硬”就很容易被认为有魄力，是“传奇业绩”。</p>
<p>“成就”罗亚平仕途的是国土局，可她用心“经营”的却是顺城区土地经营中心——她的专横与贪欲原是被混乱的体制所滋养出来的。政府机构下设的事业单位，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往往成为机构的“小金库”，它们承载着数额庞大的资金流，却没有被列入国家财政系统，非专业人士驾驶，却无人监管，“小金库”如何不成为腐败温床？</p>
<p>并非罗亚平走不出“有土地就有腐败”的魔咒，强悍的罗亚平不是一天炼成的。立于对物质财富顶礼膜拜的价值观，罗亚平将自己的人生与社会发展关键词——“土地财政”、“强制拆迁”等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关键词背后的关键词则是“失去监督的权力”。</p>
<p>是的，“失去监督的权力”，即使它还只是股暗流，其疯狂的蛊惑力量和对社会的破坏力也足以令人心惊。它滋养了惊世巨贪慕绥新、马向东，滋养了黑社会老大文强，同样也滋养了这个嚣张跋扈的“三最”女贪罗亚平。</p>
<p>就在媒体详细报道罗亚平案之前，国土资源部在关于“房地产用地专项整治工作新闻通气会”上表示，“闲置土地”的治理难度在于国土部门没有执法权。且不论是否给予国土部门执法权就能够使土地闲置现象消失，单是将“加强管理”等同于“加大权力”的思维惯性就令人深思。至少，从目前的罗亚平案来看，国土部门的管理权力并不小，不仅不小，还缺乏足够的监督，国土部门是土地资源管理的第一把关人，一旦它的权力失范，将无人能破“有土地就有腐败”的魔咒，中国的城市化也将就此走上歧路。这，绝不是危言耸听。<b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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